关于宪法和立法的名言

[收稿日期]2006-07-08

[作者简介]乌兰那日苏(1970~),男(蒙古族),内蒙古电大学生处,讲师,在读硕士研究生。

JournalofRadio&TVUniversity(Philosophy&SocialSciences)No4,2006(SumNo139)

宗教信仰自由的立法与宪法保护

LegislativeandConstitutiveProtectionforLibertyofReligiousBelief

乌兰那日苏

Wulanarisu

(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11)

(InnerMongoliaRadio&TVUniversity,HuhhotInnerMongoliaChina010011)

[摘要]政教分离,宗教信仰绝对自由和宗教行动受限制三大原则构成宗教信仰自由制度的支柱。我国《宪法》应明确政教分离原则,完善打击宗教恐怖组织和邪教组织的相关法律,完善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保护。[关键词]宗教信仰自由;立法;宪法保护

问:对规定地铁内禁止乞讨是否违反(立法法)或宪法?

乞讨不是一种法定的权利,宪法和法律并没有规定乞讨权。对于乞讨的限制,并不需要按照立法法的规定,通过制定法律才能加以规范。乞讨是一种自由,一般情况下,不能禁止乞讨,但在特殊情况下,如在拥挤的地铁中,为了保障公众的利益与安全,禁乞是正当性的,并不违反宪法的规定。

一、权利与自由是有区别的,乞讨是一种自由,却不是一种权利。

自然法的理论认为,人生来是自由的,自由是天赋的人权。人们组成国家的过程中,由宪法赋予了国家相应的权力,也即国家权力由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除此之外的,是公民保留的自由,一些重要的自由,宪法特意作了列举,此为公民的基本的权利。因此,自由就表现为两种形态:其一为法律放任的自由,即我们所说的“法不禁止即自由”。它所强调的是一种自然状态,不构成公民的权利,如我们在路上行走的自由、唱唱歌,吃饭、穿什么衣服都是自然状态的自由;其二为法律明文规定予以保障的自由,如言论自由、迁徙自由、集会自由等等,它偏重的是法律状态,是公民权利的组成内容。就乞讨行为而言,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未曾就乞讨作出任何肯定或否定的规定,因此属于自然自由中的人身自由范畴,从而区别于法律明确规定的人身自由权(法律权利)。

二、自由的种类不同,对其的限制也不同。乞讨不是法定自由,可以通过法规、规章等下位规范加以限制,不必经过法律。

国家对自然自由和法定自由的保护程度是有区别的。对于法定自由的限制,必须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法律进行;对于自然自由,则不必制定法律,法规及规章等下位法都可以加以限制,政府可以进行较大程度的干预。

1对于法定自由,权力受到了较大的约束,权力部门必须依照法定的程序和法定的授权采取限制措施,否则就构成违法。

《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因此,免受非法拘禁及免受非法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就成为一种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因为宪法的明确规定,它就不仅是一种一般的自然自由,而是一种法定权利。对于法定的自由(也即法定权利),《立法法》第八条第五项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根据立法法的要求,不能以法规或规章等法律下位的规范对法定人身自由加以剥夺与限制。国务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及《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都涉及以法律下位的规范限制人身自由,属于违反《立法法》的行为,因此,这些规定都被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及《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要求居住3天以上的非本地户口公民(“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收入,即无身份证、暂住证和务工证的流动人员)办理暂住证,否则视为非法居留,须被收容遣送。)

2对于自然自由,政府可以行使较大的干预权。

吸烟是一种自然自由,但并不是一种法律规定的权利,因此,政府可以通过较低位阶的法律规范禁止在公共场合吸烟,如卫生部50号令发布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1年5月1日施行)规定“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卫生部上述规定属于部门规章。

吐痰是机体的一种正常的代谢活动,是一种自然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并没有重要到需要法律明确规定为权利的程度,因此,禁止乱吐痰也不需要非得法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规定。如《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严厉禁止随地吐痰、随地乱扔乱倒废弃物的规定》就只是部门规章。

3乞讨不是法定自由,可以通过法规、规章等下位规范加以限制,却不必经过法律。

乞讨与吸烟及吐痰一样,是一种自然自由,却不是法定权利,宪法和法律并没有规定乞讨权。对于乞讨的限制,并不需要按照立法法的规定,通过制定法律才能加以规范。因此,《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营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五)不得从事兜售物品、散发广告或者反复纠缠、强行讨要以及以其他滋扰他人的方式乞讨等影响乘车秩序的行为”的规定,因此,通过行政法规等法律的下位规范来限制乞讨行为,并不违反立法法的规定。

三、可以通过法规规章等下位法规范对自然自由进行限制,并不是说可以随便进行限制。只有当一种自由与另一种自由或利益冲突时,为了更大的利益,才能加以限制。

当公民无法自食其力时,特别是在得不到政府的有效救济时,可以向社会上的其他公民求援,政府不应以有碍观瞻或有损政府形象为由禁止他们乞讨。绝大部分乞讨卖艺行为都是平和而克制的,对乘客的骚扰微乎其微,更谈不上什么实质侵害。

但是,自由不是无限的,特定场合下,自由相互间可能存在冲突。乞讨是一种人身自由,但其本身是一种有外部性的东西,它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发其他公民的出行不便和不适,甚至存在危及公共安全的风险。地铁乞讨行为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场合对于大众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就必须对其作出相应的限制。地铁出入口的畅通状况是影响地铁运营安全的重要因素,一旦地铁发生灾难事件,政府必须保证逃生通道的安全畅通。行乞的人多为老幼病残,他们的自救能力差,发生意外情况,会妨碍他人疏散。

这样以来,不是全面禁乞,而是在特定的场合和特定的情况下,为了更大的利益而禁乞。

四、乞讨是一种自然自由,不是一种自由权,更不一种社会权。

《宪法》第45条“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规定的是一种社会权,即公民可以要求国家履行一定的义务的权利,从宪法的规定看,公民可以要求,国家是必须要做的,只是社会权的实现,要受到一个国家特定历史经济条件的限制,并且要通过立法逐步将宪法基本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

还没有法律规定公民有乞讨的权利,公民不能向国家乞讨,国家也没有义务施舍。

新中国宪法的发展和进程

摘要:几十年来,宪法在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的作用,回顾宪法的发展历程、探索宪法的发展历程、探索宪法的发展轨迹有助于我们树立“治国必须有宪法”的观念。

关键词:新中国宪法宪法的发展和进程

新中国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1949年秋,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是年9月21日召开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国家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其他方面的重要国策和总任务等。由于当时人民革命战争还在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在广大新解放区尚未进行,人民群众尚未充分组织起来,故不具备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并制定宪法的条件,只能以《共同纲领》作为全国人民共同遵守的最高准则。因此,《共同纲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在这次会议上还通过了有关国家标志的若干决议: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决议之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新中国诞生之年为1949年。三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会议对国徽图案未能作出决定,后由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决定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1950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并由毛泽东主席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新中国成立后的3年间,我国先后完成了全国大陆的统一,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斗争,以及其他的民主改革运动,实现了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这时,已经有可能组织普选,并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各地根据选举法开展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普选。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9月20日,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宪法是建国后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同志作为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1954年宪法。他曾用两段生动的语言,科学地阐明了宪法与宪政的概念。他说:"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

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又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国家领导人员:毛泽东为国家主席,朱德为国家副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1954年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在我国确立以来,其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10年"文化大革命",使我国宪法制度遭到严重的破坏,直到1978年底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开始全面恢复在我国曾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社会主义宪法制度。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宪法。由于这部宪法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修改制定的,加上"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致使它存在着严重的错误。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革"的错误,特别是恢复被"四人帮"破坏的宪法原则。197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修改1975年宪法。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修改过的宪法。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1978年宪法仍然没有能够摆脱"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保留了1975年宪法的痕迹,是一部有着明显缺陷的宪法。

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为宪法的修改指明了方向。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表决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现行宪法。1982年宪法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它正确总结了100多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以及建国后30多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并注意吸收了国际上的有益经验。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不断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宪法的某些规定已经同发展了的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现实情况不相适应,需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加以修改。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82年宪法自施行以来,已做过三次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共2条,第1条是对宪法第11条作了增写,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第2条是对宪法第10条第4款作了修改,容许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又通过了第3条到第11条宪法修正案。这次修改的主要内容是:1序言第七段增加"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坚持改革开放",并将原来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改为"富强、民主、文明";2序言第十段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3将"国营经济"改为"国有经济";4删去原有的"农村人民公社、农业街道生产合作社",改为"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5把原来规定的计划经济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6将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由原来的三年改为五年。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第12条到第17条宪法修正案。修宪的主要内容是:1、序言第七段增加"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增加"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宪法第5条增加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3、宪法第6条增加"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4、宪法第8条第一款修改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5、宪法第11条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修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织部分";

6、宪法第28条将"反革命"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

中国现行宪法的内容和特点

第一,总结了历史的经验,规定了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指导思想。

第二,发展了民主宪政体制,恢复完善了国家机构体系。在内容上:(1)加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省级以上人大设立了专门委员会,规定了人民代表的权利和义务,扩大了人大常委会的职权;(2)恢复了国家主席的建制,并调整了国家主席的职权;(3)设立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加强党和国家对武装力量的统一领导;(4)实行了行政和军事系统的个人负责制;(5)规定了国家领导人员的任期限任制,废除了终身制;(6)体现了精简国家机构和人员的要求。

第三,强调加强民主与法制,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宪法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规定主要表现在:(1)确认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2)规定了国家生活中的一系列民主原则,如党政分开、任期限任制、首长负责制、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得兼任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职务等:(3)扩大了公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第四,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为实现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恢复行使对香港、澳门行使国家主权,宪法从实际出发。根据“一国两制”的原则,规定了设立特别行政区制度:健全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扩大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限,加强了对自治权实现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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